深圳特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标杆和旗帜。但30年来并没有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飞猛进而带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因此，“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不但照旧，而且还在发展。于是，改革的不同步和不到位，酿成了经济特区的腐败样本！
第二个困境是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难以兼顾。中国惩治腐败在全世界堪称更严厉，2000年到2007先后有多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判死刑，但死刑也未能刹住一些高官继续滑向腐败深渊的步伐。究其原因还是预防腐败做得不够。腐败的出生率大于腐败的死亡率。在此情况下，贪腐的成本很低，反腐成本就会很高。这场成本之战，越是旷日持久，就越难打赢。
第三个困境，是战术上不断创新与战略上的墨守成规形成很大的反差。在反腐败战术上，中共有“双规” 战术，全世界在反腐败上都没有 “双规”，我们有。可以说，再顽固的腐败分子，基本上只要被“双规”，其腐败案情都可能被查出而受到惩治。当然“双规”也有其负面作用，目前虽然还不能取消，但一定要慎用、限用！而反腐战略上，至今还不能形成以预防为主的共识，提出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制度反腐的核心是调整权力结构”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制度反腐任重道远，根本出路在哪里？
李永忠：中共中央历届领导都想在战略和战术上走出反腐困境，无论是陈云开展三年整党或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还是尉健行提出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以及当前提出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些措施都是中央高层力图走出腐败困境的努力。
但是，现实中走出腐败困境不是通过战略和战术上的小胜就能实现反腐败的大胜的。
之所以反腐败形势没有根本性改变，说明制度建设还需要向前推进，权力结构改革还没有实质性进展。党委成为同级组织中难以监督的对象，同级党委一把手成为监督的空白、死角和禁区。
目前腐败滋生蔓延，案件易发多发，实质就是权力结构出了问题。必须改变依靠领导人个人意志或者个人权力来反腐的方式，通过合理的权力配置和科学的权力结构来遏制腐败！
中国新闻周刊：官员财产公开被认为是“阳光反腐”更好的形式，您认为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突破口在哪里？
李永忠：让所有的官员都来申报财产，条件不具备。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我认为目前关于“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有两个突破口，一是新被列为后备干部的官员要公示家庭财产，其次是新被提拔的官员要公示家庭财产，此举可减少阻力，逐步推动改革。
用新后备和新提拔的干部一步步地去带动整个干部队伍，用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来实现整体风气的转向。
中国新闻周刊：互联网已成民间反腐的热点，如何看待公众参与这一现象？
李永忠：互联网时代为每个公民自由地平等地发布负责任的言论，特别是在反腐败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公众利用网络可以直接向党的纪律检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进行举报，减少了很多中间层级，同时还能把很多问题公开化。所以网络反腐也已进入中纪委的报告，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在我看来，权力结构是制度防腐的核心，制度反腐以权力结构为重心，更后的发展还必须与公众的这种权利反腐相结合，这样才能构成中国特色的反腐新模式，而不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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