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中学正垄断一流**生源，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朱慧卿
报告称北大干部子女比例攀升
寒门难出贵子，这是部分媒体在解读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一篇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
该刊2021年第1期刊载的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与苏州**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显示，北大干部子女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以上增至1997年的近40%，超过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成为更大的生源来源。
然而，当媒体纷纷以“北**生中干部子女比例20年来不断攀升，远超其他阶层”为报道点时，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历史系讲师梁晨却称，媒体报道是断章取义，“多数媒体没有看过我们的论文，只是对论文进行片段式的解读”。
近年来，围绕农家子弟是不是上名校难、精英教育是不是被社会上层家庭子女垄断的话题，备受社会关注。这次围绕北大生源有多少来自干部家庭的争论，以及引起的社会反响，折射出人们对上**机会公平问题的关注度不减。
“无声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工农子女入**
1949年前，排名前10%的中国精英**入学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里成为多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
梁晨等撰写的这篇研究报告，源于一个这样的机会：2003年，北京**和苏州**根据各自档案馆所存的学生学籍卡，建立了本科生电子数据库，两校数据库一共有约15万名本科毕业生的资料。其中，北大数据库有64510个个案，苏州**有86393个个案。这篇研究报告所依据的是两校1952年至2002年间的数据。不过，两校的学籍材料各有缺失，少数年份的数据付之阙如。
33岁的梁晨，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教育获得与社会分层，这个选题正是他的兴趣所在。
通观全篇报告，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作者确实并非批评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相反，文章在开篇就表示，1949年前，排名前10%的中国精英**入学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与其无缘。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学生中占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学生中成为多数。
报告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这一论断，也是报告标题“无声的革命”的由来。
报告还称，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入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到2002年前，北大和苏大两校的工农子女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这些学生来自非精英家庭，是中国教育领域内这场无声革命的更大成果和集中体现”。
作者在结论中甚至认为，中国精英教育领域内的这场重要改变，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是革命性的，而且与当下作为中国高教改革参照系的美国相比，也是成功的，“美国在促进生源多元化方面与中国比尚有差距”。
所以，这篇研究报告确实不是像有关媒体所称反映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而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到21世纪初之间，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上做的基于实证研究的辩护。
那该如何理解报告中出现的“上世纪90年代后，北**生中，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等表述呢？何况，报告中还称，高考恢复后，农民子女所占比例在北大有所下降，80年代基本维持在15%~20%，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
从数据上加以比较，似乎正印证了农家子弟上名校难、社会上层家庭子女越来越挤占精英教育资源，作者为什么得出了相反的意见呢？
“干部子女生源比例增加”的情况为何会出现
何谓干部？研究报告的作者称，在研究中，“把有职务和身份的人都编成了干部”，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对于很多媒体报道时指出的“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增加”的观点，梁晨称，“从研究数据上看这确实是存在的。但很多人没有仔细研究文章，其实我们已经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在统计数据做编码时，把有职务和身份的人都编成了干部，比如你是一名记者，是报道组的组长，我们在做研究时就把你当成了干部，这就造成了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大量上升。”
梁晨进一步解释称，从干部内部构成情况来看，其实大量的干部是企业干部。他说，改革开放后企业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是直线上升的，党政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急剧下降，“这与经济改革后的调整有关”。
报告是这样分析的：改革开放后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很可能是各类企业大量增加的结果。作者对苏**生父亲干部职业的统计分析发现，恢复高考后，苏大增加的主要是各类企业干部和经理人员的子女，并非党政干部的子女。
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从“文革”开始，党政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持续降低，企业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却持续增长，到2002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梁晨说，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梁晨认为，总体上看，50年来工农子女始终保持了相当比重，即便是改革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幅下降。他说：“我们认为生源构成是相对稳定的，变化没有那么严重”。
作者研究数据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大和苏大两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镇，之后乡村学生所占比重开始增加。以北京**为例，1952年至1955年间，北大来自农村学生的比例从2.4%增长到6.5%，到198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12.5%，1985年更是一度达到19.4%，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保持在12%~15%左右，来自乡镇的学生比例超过7%。两者相加，城市之外的学生比例持续保持在20%上下。
梁晨介绍，虽然农民子女的比例在北大确实是减少了，但工人子女的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后是稳定中有所增长的，这一点北大可能不那么明显，但苏大相当明显。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后，各类企业大量增加，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者，“统计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是以前的农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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