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罗湖区教育局、共青团罗湖区委联合在罗湖区学校召开罗炜、周天成“助人为乐阳光好少年”表彰大会。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张振方亲自到场给两个学生颁发奖励，分别给与两人各1万元的奖励慰问金。(1月13日《深圳晚报》)
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本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道德的规范和要求。原本天经地义的帮一把、扶一把的“举手之劳”，到了现在却成了稀缺资源，当然是社会诚信缺失和道德滑坡的必然结果。当扶起倒在地上的老者，都需要承担风险和需要超强勇气的时候，“基本规范”就有了“特殊动作”的标杆意义，在深圳益田村一个老人跌倒，无人出手相助，老人因此不治身亡的悲剧刚过去不久的情况下，罗湖区对两位少年的隆重表彰，就具有了“拔高”式的救赎之义。
江苏南京“彭宇案”后，彭宇在法庭后说的那句话，至今还让听者无比动容；河南郑州市“李凯强案”对“当与不扶”更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助人为乐需要旁人见证，或者手机拍照的情况下，助人为乐所承受的压力已经超越了道德的本能，而成为一种超越性的拔高。原本正常的现象，成为稀缺资源，拔高式的“善举褒奖”既是出于一种救赎式的无奈，也是出于功利性的拯救。
标准已经降低，重奖的作用就可能相当有限。正如我们时下流行的“感动人物”，究其事情本身来说，很多都是出于一种责任。比如报道“带母上学”的，比如捐献器官给父母的，比如新近感动了很多网友的“植皮妈妈”等等事迹，都进入了或高或低的“感动人物”。按说，他(她)们的事迹，换作任何一个人面对时，都会这么选择。但因为生活中有了太多的“虐待父母”“袖手旁观”的现象，责任和道德的底线已经一再退缩，“拔高”式的奖励，就有些矫枉之意。
但单纯的高奖倡导，其实并不一定能达到善举的回归。善举的实现，就像力的产生，必须基于双方面。比如对善举的不公，让善举承担意料外的成本，甚至善举没有善果而带来恶果，那善的实现和反馈就无以实现。关于感恩的话题已经讨论很多，关于“助学者没有博得被助者一封信的回报”问题的曾经热议，尽管于施善者可以有“大恩不言报”的道德要求，但对于被助者，却不能没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回赠。没有对善的配合、肯定和回馈，单方发力的力道就会越来越弱。
因此，道德的救赎首先应当是“自我救赎”。如果没有这种基础和认同，拔高式的“重奖”就只是一个孤本而无借鉴意义。现在的问题，不是不做而是不敢做的问题，强化做的一面而不消除“不敢做”的恐惧，那表彰的意义，就极其有限。因此，相比重奖而言，实现对善举的保护和救助，使善举没有任何负担和压力，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堂吉伟德(职员)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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