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工农兵学员手记
讲述人：李荣欣
印地语？印第安语？
我是“老三届”毕业生，由于“文革”没能考成**，没想到入伍后倒被组织推荐上了北大。那是1969年，我入伍进川，分配在成都军区某通信总站当战士。1970年8月22日，我随总站站长从重庆出差回到成都，指导员找到我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学，这个表格你填一下。”我着实高兴，急忙问指导员：“学啥外语？”指导员说：“听说学印地语。”我又问：“印地语是哪国的？”他用羡慕的口吻回答我说：“大概是美国的，美国不是有印第安人吗？你们学了印地语，可能将来到美国帮助印第安人闹革命。”直到入了学，我才知道印地语就是印度语，与美国的印第安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8月25日我从成都乘火车到北京入校的，29日发了校徽和学生证。校徽和学生证同以往的学生发的一样，只是签发单位改成了“北京**革命委员会”。9月1日，全校师生集中到东南角的大操场举行了开学典礼大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他老人家对工农兵学员入**学习很重视，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大会指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管**，用毛泽东思想改造**”，简称“上、管、改”。
由于“文革”的糟蹋，北大校园里显得很是萧条和破败，到处荒草萋萋杂乱无章，垃圾成堆废纸遍地。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由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组织打扫卫生、清运垃圾。因为垃圾太多，我们一连干了几天，才使学校焕然一新。
千人上课 “鸡毛”上天
入校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只有小学毕业，有的人听不懂课，有的人记不了课堂笔记。因为这些学员是毛主席“请来的”，所以别人不得歧视不得有微辞。为了弥补这些工农兵学员的文化不足，学校安排中文系的老师集中给大家上语法课，从基础学起。一开始定在百人的小教室里上，谁知道需要补语法课的人太多，每个系里都有，没办法就挪到大教室。来的人一节课比一节课多，后来甚至多达千人，学校就干脆安排有关教师在大礼堂里讲课。
各系一开始给工农兵学员讲课的都是年轻教师。听说“文革”前，北京**的助教是没有资格给学生授课的，这时不但他们讲课，就连助教都不是的“鸡毛”们都来讲课了。所谓“鸡毛”就是1964、1965届的留校生。他们入学自考甚至半年，“文革”就开始了，全部停课“闹革命”了，所以他们上的文化课少得可怜，掌握的专业知识也少，根本达不到教**的水平。鉴于他们在“文革”中的特殊表现，决策者就决定让他们留校当教师。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决策者们就用毛主席“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这话来回应，从此，这些留校生就被戏称为“鸡毛”，让他们讲课就是“鸡毛”上天。这些“鸡毛”们，一开始踌躇满志地走上讲台，几节课下来就捉襟见肘，不到一个月就讲不下去了，学员们纷纷要求换人。校革命委员会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鲤鱼洲分校和别的地方叫了回来，重新安排他们编写教材、授课。
传达室的教授
工农兵学员刚进入北大的时候，除了周培源等几个毛主席、周总理亲点的教授在正常生活、科研、教学、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还在被“专政”。我们东语系学生生活学习的那栋楼，楼门口的传达就由阿拉伯语专业的马坚教授充任，楼里厕所的卫生就由日语专业的一位教授打扫。一个星期天，我同几个战友准备上街去逛，途经传达室，马坚教授正在看外文书籍，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北**习，是一次好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不要跟着他们胡闹。否则，将来会后悔的。”我们很觉亲切。
过了一段时候，校方作了一个决定：确因教学需要，可以让一些“有问题”的教师，把“问题”在大会上给大家说清楚，放下包袱，解脱出来，参加教学工作，是党员的可以恢复参加组织活动。一大批老教师，就是这时候被解脱了“专政”的。为了给我们印地语专业的工农兵学员编讲义，校方专门把季羡林教授从外地叫了回来。先生在会上的表态发言，引起东语系全体工农兵学员的共鸣，全体党员一致鼓掌决定恢复他的党员资格，让他参加正常的教学和组织活动。季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对学员又十分真诚。交给他编的讲义，要求一星期拿出来，他往往一天就编了出来，提前几天打印好发到学员手中，使大家早一点学到新的知识。他一点**者的架子也没有，一有空闲就到我们这些解放军学员的宿舍里，和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在我们结业离开北大时，他和金克木先生不顾年老体弱，大老远地跑到北京站送我们，火车开动了，他们还站在月台上撵着火车挥手致意。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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