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季承给父亲季羡林带来他更喜欢吃的东西。唐师曾/摄
季承先生家的地板，打扫得光可鉴人，掉上一根头发，也能很清晰地看出来。然而，客人进入时不需换鞋，他自己也不穿拖鞋。
聊着聊着，他突然站起身，自己跑去关客厅的门，解释道：“小孩正在睡觉。”
已快76岁了，举手投足了无岁月的痕迹，即使面对年轻人，他的后背也是半躬的，保持着谦恭的姿态。
围绕着季承，有着太多的争议，作为季羡林先生的独子，这是一份无可奈何的担当。
是啊，每个人都希望维持住一份伟大的幻觉，这让前贤们难以走下神坛，复归人的身份。
太多的名人之后，不得不向公众趣味低头，因为他们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利益更大化，相反，谁回到真相，贸然踏入禁区，谁就会成为公敌。
然而，季承就是季承，他有一份独特的自信，在人生之路上，他从没仰仗过父亲，将来也不想去利用父亲，这给了他勇气。
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留下了诚实的门风，那么，季承先生则将它发扬光大。至少，站在历史与良知面前，他无愧无悔。
“对于季羡林，不能神话和拔高，只有更全面了解，才能真正学到他的好品质。”对于曾经的言行，季承如是解读。
不知道爹有什么用
我生于1935年，出生才3个月，爹就离开我去了北京，准备赴德，这一分别就是11年。
小时候不知道爹有什么用，就偷着问其他同学有没有爹。让我奇怪的是，大家都有爹，为什么我没有。
后来，父亲从德国寄了张照片，母亲挂在墙上，我才知道，我爹长这样。
那时兵荒马乱，母亲不知道父亲是否还活着，就去算命，算命先生捂住我眼睛，问能看见什么。当然什么都看不见，一片漆黑，我突然想起家里那张照片了，就说，我看见我爹了。算命的说，这证明他还活着。
那些年很艰难，日本人占了济南，刚开始我叔祖父还有工作，后来他失业了，家计只能靠租房维持。
此外我叔祖母是中医，有一点儿收入，整体上算中等吧。虽然清苦，但过年比现在热闹。
那时必须学日语，我们小孩都不念，把老师给气哭了，她是中国人，没想到大家一起对付她。
后来，父亲从德国回来，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彼此很冷漠，这种冷漠贯穿了一生。
过去考**很容易
1952年，我高中毕业，准备()，别人说你爹在北京，你还不去那里考，那样更容易考进北京的**。
听这么说，我就来北京了。其实在哪儿考都一样，当年考**特简单，只要不是班里更差的就没问题，我上中学时成绩很一般，也没复习，考完就完了。
我在前门火车站下车，看见前门楼子，觉得真高啊，还有电车，以前没见过。
父亲当时没宿舍，就住在办公室，我晚上睡沙发上。他带我去东安市场、故宫、北海玩，还喝了豆汁，我喝了一口就给了他，说喝不下去，没想到后来我倒喜欢上这一口了。
我报什么志愿，父亲根本不管，问他也不回答。我第一志愿报航天，第二志愿报俄文，当时文理不分，现在看来有点儿像胡闹了。更后我考上俄文专修学校，即北京外国语**前身，校长是师哲，当时中央急缺俄语人才，对这个学校很重视。
我比我爸入党早
学校在今，即醇王南府，刚开始没宿舍，住了自考大殿，特别冷。
我父亲很少关心我学习，一次问我有什么课，我说了，他叨咕一句“学的是不是太少了”，我们那个学校有速成的味道，除了俄语还是俄语，我**成绩不错，可能我学语言有一点天赋吧。我父亲也会俄语，但对话可能不行，所以没和我说过俄语。
**时我入了党，比我父亲早4年。
那时也不担心工作，只要写“服从分配”就行，你也可以写想去哪里上班，反正也没人看。那时大家以去边疆为荣，所以也没人找门路。我被分配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中苏正合作原子弹项目，我负责翻译工作。
一到单位，好家伙，我发现那里学语言的有日、德、英、法好几种，此外还有学中文的，一个小有名气的北大诗人也来了，当时原子弹是天字第一号工程，要什么人有什么人，我问诗人干吗来了，他说他也不知道。
前苏联专家不客气
那时前苏联原子能代表团常来，我负责翻译，他们都是院士、学者，很朴素。谈判都是他们团长去，他们闲着没事就喝酒。他们的酒量太吓人了，晚餐喝了好多茅台，回北京饭店还要喝。我早上叫一位专家时，看见屋内一地都是空酒瓶，人就睡在地板上。
还有一位前苏联专家是第一次来中国，他母亲听说中国没吃的，就给他带了一大篮子食物，到了才发现，中国好吃的太多了，就让我把它送给“穷人”。正好，我们这些翻译都是穷人，大家便分了，当然不好告诉他，是我们给拿走了。
代表团团长不喝酒，也禁止专家们贪杯，可他们说“到兄弟家了，还客气什么”。
靠吃虫子才没饿死
中苏交恶后，俄语人才用不着了，单位又不放，让我去做党务。反右时，我算“右倾机会主义”，还好没划成右派。而犯了错误的，有的去了白洋淀，有的去了新疆，有的一辈子没回来。
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我的定量是28.5斤一个月，没油水，天天饿得前胸贴后背，那几年大家都生不出小孩。
没吃的，就组织去十三陵挖“豆虫”，就是一种肉虫子，盐腌后油炸，这也不能敞开吃，每人只能给两三条。还有用野菜加黄豆，磨成泥，叫“小豆腐”，其实是喂猪的，大家吃得也挺香。此外，大家发挥科学家的本事，用糠制“人造肉”。再有就是到四季青粪池边挖蛆，做“蛋羹”和面包。
就这样，我算没饿死。我父亲好一点儿，他是一级教授，有补给，此外他是政协委员，可定期到小餐厅吃饭。
我给父亲做批斗牌
“文革”来了，我父亲挨了斗，我是基层干部，不敢去看他，只能趁大家午休时偷着去。正赶上他下午要挨斗，得自己做批斗牌，他心情很糟，便让我做。当时批斗牌是有标准格式的，写上“反动学术权威”，季羡林三个字得倒过来写，并打上红叉子。我能做的就是把吊牌的绳子弄粗点，有的造反派使坏，用铁丝吊牌，批斗的时间长了，勒得脖子特别痛。
那时我父亲一个月才12.5元，又不敢取存款，养不活一家人，是我偷着接济一点。
1969年，我被下放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很多人觉得再也回不来了，把房子都退了，我心里明白，这长不了。当时说“干校”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我们不理解，这么好的事，那些没犯错误的人怎么不先去“干校”呢？怎么让我们这些人先通向共产主义？
在“干校”更是运动不断，后来连我们的连长也成了“5·16分子”。林彪事件后，“干校”彻底放羊，大家杀鸡宰鹅，做家具，玩了自考，然后回了北京。
家家都有纠纷
我回来时，父亲负责看大门、收发报纸，利用业余时间，他翻译了《罗摩衍那》。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大家见面都不敢聊运动方面的话题，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感受如何。
以后国家回到了正轨，我又负责了一段科研开发工作，后调到科研开发公司，退休后在李政道先生的“高等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做了10年顾问。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父亲的名声与日俱增，他自己也挺奇怪，说“我一个学东方语言的，怎么成榜样了”。他从没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总说自己在国学造诣上不如很多人，但这个“帽子”就是摘不下来。
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难免会看到他在生活中更多的侧面，有争执，其实很正常，哪家没有纠纷呢？这才是真正的季羡林，如果没有这些，反而不知道他是谁了。作为亲属，我们自己都不在乎，不知道外人为什么这么在乎。也许，我对大家给我父亲的评价，有点儿估计不足吧。
【儿子眼中的季羡林】
他也说过一些
未必真实的话
我父亲成了名人后，被大家包围着，很难见到亲人，也听不到外界信息，我感觉他不太舒服。后来我回到他身边，我认为，那是作为父子，我们之间更快慰的时光，他心情很放松，可惜不久就去世了。
他说的话，我不完全同意，他心里其实是明白的，私下也说些不同看法，他说“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其实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做到“假话全不说”也不容易，他也说过一些未必真实的话。
没必要神话季羡林，他身上有好的东西，也有缺点。他爱国，爱家方面打点儿折扣，但也说得过去，此外他很勤奋，在自己的专业上有贡献，这都是优点，应该学习。对他的悼词还算客观，给了3个称呼：语言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我比较同意，但说他是“社会活动家”，有点溢美了，其实他“活动”什么了？他这一辈子总“被活动”。撰文 陈辉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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