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断以解决就业为驱动，通过各种政策工具推动对美国的廉价出口，这全面压低了美国的商品价格，特别是日用品价格，同时中国又将挣得的大量美元兑换成各种形式的证券资产，在美国安安静静储备了起来。这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友好”抑制了美国物价上涨的空间。
反观自身，近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21年四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 21.7%、8.7%和当前的4.4%。人民币的币值贬值速度远远超过美元，购买力也不断下降。
不同的交易成本
中美物价反常的背后，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分配体制使然外，更是两国内部各自司法、经济体制差异的结果，这种制度成本的差异体现在从生产到流通以及交易等各个环节。
中国人民**经济**副教授聂辉华更近撰写的一篇文章被广为转载：《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聂辉华认为，市场资源是否得到合理配置、能否实现规模效应，是能否降低商品生产成本，从而降低物价的一个因素。
以知识产权为例，如果政府能保护好企业的知识产权，市场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商品，优势企业就可以实现市场扩张，从而像美国那样形成规模化生产，并更终通过降价让消费者得到好处。相比较而言，由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中国企业创新的产品往往迅速被“山寨”，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同时市场份额也被瓜分，无力实现市场整合和规模效应。
和规模效应有关的还有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聂辉华认为，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一旦一个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者创新产品在竞争中胜出了，它就可以通过收购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张，因为其他企业根本不能生存下去。所谓“赢者通吃”其实就是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
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每个行业就只剩下少数几个品牌可以相互抗衡。例如，运动服装业由耐克和阿迪达斯平分天下，碳酸饮料业由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分而治之，而皮包业由Gucci、LV、Fendi和Coach四强称雄。
优胜企业凭借品牌声誉，一旦有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本自然降低，售价也相应降低。例如全球500强老大沃尔玛连锁店，靠的不是高利润，而是薄利多销。
而中国存在很大的资源误置，很多国企亏损却不能退出，很多私企盈利却无法扩张，从而难以形成大品牌、大扩张、低成本、低利润的良性循环。中国商品生产中的流通成本也居高不下。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华裔学者也发现，目前中国大陆的铁路货运是超负荷的，要想申请一个车皮指标，在运费之外的额外支出有时竟然高到五千到五万元之间。
此外，大陆高速公路收费之重，交警罚款之多，更是将运输成本推高。据媒体报道，广州到北京的特价机票大约在700元左右，但如果开车从广州出发到北京，仅仅是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就已经高达1400元。
这还是你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检查。一位常年从广州送货到北京的司机说，他每次往返大约有7000元的罚款和敲诈。各种成本如此算下来，从广州运货到北京的运费比从广州运货到美国还贵。缺乏完善的司法保护以及诚信制度的缺失，也是使一些企业宁可产品低价出口，而不愿冒风险在国内销售。
一位在大陆投资的台商直言，大陆贸易商缺乏诚信，拖欠货款比比皆是，生产商只有提高出厂价格才能保障自己的利润。而出口只需与外商签订合约，其他不用担心，发货之后，钱就到手了，“没有麻烦，钱少赚点，但风险也小。”
2021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贸出口订单下降，尽管有关方面呼吁企业扩展内销，但一些外贸企业宁愿降价出口也不愿意做内销。国内的高风险必然要求更高的回报。安朗童话世界(香港)有限公司业务推广总监林彩朗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我们出口美国的一双鞋价格是八九美元，而内销价格要200元至300元人民币。”
聂辉华认为，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自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在关系横行的中国市场，一个工厂要拿到订单，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请客送礼？好不容易拿到订单，又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拿到货款？与国内各方打交道的这些“公关费用”，更后都被算进生产成本里，国内价格只能水涨船高。尽管表面看起来，相对于美国，中国仍是生活水平较落后的国家。
哥伦比亚冲锋衣在美国梅西商场的价格为什么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半，还和商业模式有关系。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欧美百货商场是买入制的，中国的百货商场是联营制的。所谓买入制，就是指梅西商场的这件哥伦比亚冲锋衣是梅西商场从品牌商手里买入后再销售的，梅西百货赚取进货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价。
而中国北京王府井百货的那件哥伦比亚冲锋衣是品牌商或代理商放到商场销售的，王府井百货从每一笔成交金额中按合同约定的比例提取利润。
在进货方面，由于梅西本身是采购商，同时其供应渠道是垂直的，制造商—品牌商—梅西，梅西控制着零售终端，所以是梅西向品牌商压价，品牌商向制造商压价，为了尽可能地获得利润，梅西有动力也有压力去尽量压低进价。
横向上，为了和别的卖场竞争，类似梅西这样的国外卖场也必须尽量压低售价，定价高了卖不出去，否则一旦错过季节就变存货了。如果一个商场存货增多，流动资金很快就枯竭，倒闭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中国的百货供应商是金字塔层级：制造商—品牌商—中国总代理（可能之前还有个大中华区或亚洲总代理）—分级代理—商场，这每一层都要加价赚钱，虽然商场是终端环节，但是由于它不需要花钱购入商品再销售，并且如果成交价越高其抽成利润越大，所以商场根本没动力去压价。
在销售环节，联营制的王府井百货不用采购商品、不用库存、不用损耗、不用占流动资本、不用支付营业员薪金，扣除水电物耗后就是净利了，所以王府井百货不在乎定价高，价格越低其抽成越少。
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税收也是决定物价高低的重要因素。税收被称为公共服务的价格，2009年中国政府实际收入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宏观税负超过了30%，即政府收入超过GDP总量的30%。而美国2009年的财政收入为2.8万亿美元，占当年美国12.9万亿美元GDP的21.7%。
对于消费服务和购买商品中所包含的税款，中国老百姓一直没有“被”遗忘。
“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你去餐馆吃饭，更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如果花100块钱买一瓶护肤品，其中除了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这是NGO组织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公民税收手册中提到的数字。据统计，中国国内商品价格含税量高约3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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