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全文刊发习近平1990年谈秘书工作的一篇讲话稿。

　　2001年12月，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河北省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真（左二），被依法逮捕。李真数年间通过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收受贵重物品等，共计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中新社发

　　2004年4月14日，“李真案涉案物品”开拍，其中“李真之印”以十六万五千元价格拍出。中新社发

　　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习近平这番谈话给那些所谓“有靠山”“有背景”的人敲响了警钟，更给那些信奉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靠着大树好乘凉”官场哲学的人敲响了警钟。

　　近二十年来落马高官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

　　秘书“腐败”虽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媒体评论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相关规定的“落空”，那么，国家对于秘书配备，秘书权责有何规定？秘书的腐败如何产生？又通过哪些形式？

　　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去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此前，秘书是如何配备的？

　　四川曾半年内清理两千秘书

　　按规定，正部级以下领导配专职秘书属违规。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在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虽然分工不同，但组织任命时统称为“机要秘书”。1980年，中办发布《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

　　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国家行政**教授许耀桐解读说，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皆为违规行为。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上个月，“曲阜市级官员不配秘书”的新闻引发关注。3月20日，曲阜市委发布消息，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

　　曲阜市是县级市。按照此前中央的规定，该市领导不应该配备专职秘书。

　　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在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

　　这不是各地第一次集中清理专职秘书。

　　早在2003年，四川就规定，市县领导不配专职秘书，仅半年内，全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2005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又发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领导专职秘书。

　　其后，安徽、内蒙古赤峰也出台了相同规定，赤峰市红山区取消了区内11个县处级党政领导的专职秘书。

　　被选为领导人秘书前并不知情

　　学者称，中央层面秘书配备比较正规；而在地方层面，秘书人选有时由领导自己挑选，领导看上谁，就选到身边担任秘书。

　　对于挑选秘书的标准，1980年的“暂行规定”提出的要求是：“必须挑选成分好，政治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政治上绝对可靠，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担任。”

　　1986年的《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则明确，“领导同志的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同志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员担任秘书”。

　　曾任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吕聪敏曾给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当过10年秘书。其被选为李鹏秘书的过程，就体现了上述组织配备原则。

　　在回忆文章中，吕聪敏写道，当时他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被选为李鹏秘书前，他并不知情。1988年春节后的一天，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刘华秋通知他：“李鹏同志需要一个外事秘书，部里认为你去比较合适。”刘华秋还特意告诉他，“这是组织决定，不是征求意见。”

　　曾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的龙永图做客央视《对话》时曾透露，“秘书都是勤勤恳恳，讲话很少，做事很谨慎，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但龙永图当时的秘书并非如此。

　　龙永图说，“我的秘书从来不会照顾人，每次和他出国，都是我走到他房间里说，请你起来，到点了。再如安排九点做某件事，他说九点半，结果十有八九我是对的。他从来不叫我龙部长，都是‘老龙’，有时候叫我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