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

周正逵

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人教社高中语文课本主编，教育部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核心组成员，是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在过去的50多年间，他直接参与编写了多达10余套中小学语文教材，并著有《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

周正逵说自己编了50多年教材，对教材问题的确想得很多，“我觉得应该向老师、向家长致歉，语文教材编得不好。多年前叶圣陶先生就说过这句话。”

语文教育影响整体教育水平

周正逵说，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说过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中国的问题在教育。第二句话是，教育的问题在语文。他很认同。

他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基础教育是水，高等教育是船，水涨船高，如果基础教育的水准不高，高等教育上不去。“语文教育在基础教育当中是什么地位呢？又是船和水的关系。整个基础教育是船，语文教育是水。水涨船高，水如果太浅了，船浮不起来，甚至要搁浅。”

周正逵表示，语文教育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语文教育水平的低下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又影响了高等教育。

“（王旭明的）第三句话，语文的问题在教材。我觉得非常中肯。”周正逵说。

他认为，语文的问题方方面面，教师的水平问题，考试的问题，但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教材的问题。

“教材是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具体体现，是形象化了的课程标准。要想实现课程标准的要求，不是让学生去学课程标准，是让老师教教材，学生学教材。”

周正逵说，任何一套教材都体现着一定的教育思想。如今社会上有很多种教育思想，这种思想必须进入教材才能变成现实的东西。“否则，只能在空气当中漂流。”

教材体系陈旧延续上百年

“我们的教材主要的问题在体系陈旧，这种体系陈旧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周正逵说。

他表示，从新中国成立到1999年课改，几十年间不少人在尝试编写新的教材，但都没有成功或半途而废。1999年课改，改的是理念，教材还是照旧。“这个教材体系陈旧，不科学，不符合语文学习的规律。老师教得费劲，学生学得也费劲，课时更多，效果还非常不理想。”

周正逵还认为，现在学生的语文水平不是逐年提高，而是不断下降的。

他说，景山学校当年衡量语文的标准有四点：识字、写字、读书、作文。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学生的识字量是逐年在减少。解放前上小学，要求识繁体字3500字，现在的小学是简体字2500字。据调查，还做不到全部达标。

写字也是一塌糊涂，现在学生当中字能写得像样的数量不多。

至于读书，中国书有两类，一类是三千年的古书，再有一百年的白话书。长期以来，三千年的古书不是语文的主要任务。到现在还在争论，要不要学古诗文，要不要学文言文。一个中学生所能阅读的范围，只有这一百多年，那他眼界能有多宽呢？他的底蕴能有多深呢？

另外，写作是排除在课本之外的。他认为，所谓语文课老师，就是把课本上的选文每一篇都教完，就算完成任务。至于学生能力提高多少，现在没有检查标准。写作只是规定一个学期几大几小，这个几大几小完成了，任务就完成了。改作文是很有负担的，而且不算工作量。所以老师能够取巧就取巧，能够少做就少做。就是做的话，也不可能详细批改，所以作文基本属于自留和半自留状态。

“教材的状态基本就是这样，你说我们的水平能有多高？”

语文教材没有梯度越学越没劲

对于教材的问题，周正逵还有一个忧虑，就是循环往复、没有梯度，导致学生越学越没劲。

他说，以人教社的教材为主导的教材，小学要求阅读叫做简单的记叙、说明、议论。初中阅读叫做一般的记叙、说明、议论。高中阅读要求做比较复杂的记叙、说明、议论。就是记叙、说明、议论这三种常用文体搞一个小循环。在小学阶段是学篇幅短一点的实用文章，初中学长一点的实用文章，到高中再阅读稍微长一点的实用文章，能力上没有什么要求。

“从小学到高中，上了12年的语文课，长期是在平地上转圈，记叙、说明、议论，这三个部分循环，本身没有梯度。在小学的时候学习还算新，到初中就是一半炒冷饭了，到了高中就是真正的炒冷饭了，没有新知识。所以就出现了半年不学语文，语文照样跟得上。我下苦工夫学语文，下自考工夫，也没见多大成绩，进步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还会有学习积极性吗？”

周正逵说，在教材问题不解决、不改革的情况下，语文教材问题很难解决。“比如北京提出语文考试要改成180分，我认为不会有实际效果。教学水平不提高，光提高分数不解决问题。”

半年不学语文，语文照样跟得上。我下苦工夫学语文，下自考工夫，也没见多大成绩，进步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学习积极性还有吗？

长期以来，三千年的古书不是语文的主要任务。一个中学生所能阅读的范围，只有这一百多年，那他眼界能有多宽呢？他的底蕴能有多深呢？

■ 对话

语文是“基础学科”的基础

新京报：在同一个班级里，学生的语文水平参差不齐，在教学中这种差异化该怎么处理？

周正逵：我觉得老师教学方法应该有差异。语文是人的综合能力的表现，他的思想、他的品质、他的生活阅历、他的各门知识都是综合反映，学生在这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因此语文程度参差不齐，这是绝对的。不管哪个学校、哪个班都是如此，如何解决这个对待的差异问题，就是要因材施教。

新京报：据了解，你反对“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种说法，为什么？

周正逵：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对于“语文课程的性质”回答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种解释其实没有正面回答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而基本性质模糊，就会给语文教学带来困难。

我认为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就是“基础工具性”。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培养某种学习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叫“文化工具性课程”，如语数外三科目；二是以掌握某门学科知识为主要目标的，叫“文化知识性课程”，如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学科；三是以学会某种活动技能为主要目标的，叫“文化活动性课程”，如音乐、美术、体育等。

在这三类课程中，语数外是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所以叫“基础工具性学科”。其中，语文不但是学好各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也是序号数学和外语的基础，即“基础的基础”，它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具有特殊重要性，因此，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应该是“基础工具性”，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阻隔语言文字的能力。即使把“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当作语文课程的特点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工具性本身就是人文的。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悦

(编辑：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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