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蔡元培年轻时曾相信"刺杀救国" 自学化学为配毒药
1894年6月，正当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焦头烂额的李鸿章收到了一篇洋洋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书》。书中列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大纲领，“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这份上书由李鸿章亲信幕僚盛宣怀转呈，还有当世名流郑观应、王韬等人的推荐。上书人则在天津等待着面见李鸿章的机会，以“一白其胸中之素蕴”。
战争已经火烧眉毛了，李鸿章没心情听人讲这些“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也没工夫召见一个28岁籍籍无名的医生。据说，李鸿章让手下人给了他一本护照，打发他去国外考察农业。
李鸿章如果泉下有知，获悉此后十七年大清国的命运，一定会后悔自己当初的“轻慢”——《上李傅相书》的作者是孙中山。
孙中山果真出国了，却不是考察农业。1894年底，他在夏威夷檀香山筹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翌年2月，兴中会在香港成立，随即准备在10月发动广州起义。由于事机不秘，起义未及发动即遭镇压。孙中山东渡日本。
此后16年，孙中山一直在异国他乡继续着他的革命事业，领导了10次未获成功的起义，直到1911年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
孙中山年少时就自命“洪秀全第二”，读书时与陈少白、尤列和杨鹤龄自称“四大寇”，早有“造反之志”。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目标，据其自称是在甲午战争十年前：“余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对照之下，甲午战争前夕给李鸿章上书，满腔热情地“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似乎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其实，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后，孙中山救国救民的理想始终有着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两种选择。他更倾向于前者。
正是甲午战争，让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明确起来。
甲午年，以“变法”为号召的康有为，考试未中，没能进仕。上书李鸿章未果的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第二年，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签约之年，“公车上书”，康有为爆得大名，进入仕途，获得了从权力中央“变法”并改造中国的机会；孙中山则策划了在广州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有着改良和革命两个前进的路径。改良触礁碰壁，此路不通；革命披荆斩棘，找到出路。
甲午一战，中国国运坠至谷底，却也由此唤醒了千年大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开始探索。寻路，贯穿了120年来的中国历史。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君主立宪到三民主义，一次次地探索，一次次地抗争，一次次地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找到了革命的出路，却远没有完成革命的目标。此后数十年，中华民族继续着革命的主题，直到建立起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崭新国家。
历经百多年的艰辛探索，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通往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终于走到了更接近伟大复兴目标的历史坐标点上。两个甲子过去，沧海桑田，中国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民族之气昂扬奋进，与120年前决然两途。
刺客列传
政治暗杀，是清末至民国的一大社会风景。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遗著《暗杀时代》里这样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起义屡战屡败，革命频频受挫，前途未卜的形势下，越来越多激进的革命者选择了暗杀的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从1900年至1911年的11年间，革命党付诸实施的暗杀活动就不下20次，远远超过他们组织的起义次数。
被列入刺杀目标的，上至慈禧太后，下至总督、巡抚，不一而足。但是暗杀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在众多的刺杀事件中，成功案例其实不多，仅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少数几次。
刺杀未果却又得到了更大政治利益的，要数汪精卫。1910年，汪精卫来到北京，准备安放炸药，炸死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结果事泄被捕。狱中，汪精卫写下了壮怀激烈的诗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间成了万众敬仰的英雄，连清廷也有意拉拢，没有将其杀害。
以今日眼光视之，政治暗杀绝不是革命正道，即便对这些慷慨的刺客报以同情，其刺杀之举也不该被提倡。但在清末，这些蜂起的刺客却大壮革命声势。有志于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很多人都曾准备加入刺客的行列。比如后来担任北京**校长的蔡元培。
蔡元培年轻时相信刺杀救国，自学化学，每天配置毒药和炸药，还专门教了许多爱好化学的女学生，因为他认为女性用毒药刺杀会更容易成功。
另一个未能付诸实施的刺客是时年20岁的陈独秀，他参与策划了吴樾刺杀五大臣。据说，两人还为究竟谁去刺杀而争执扭打。精疲力尽之后，吴樾说：“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做易水之别。
吴樾与陈独秀是不是有过这番谈话，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吴樾的牺牲和刺杀五大臣活动的失败，确实使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进行方式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他开始放弃暗杀这一革命方式，转而寻求以实际行动来唤醒国人的革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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