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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史》再版增加百万字 浓墨重彩书写中国人口迁移
20世纪中国移民潮与国家命运
《中国移民史》
葛剑雄 主编
复旦**出版社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中国移民史》再版了，字数增加了约100万，由6卷扩充为7卷。
1997年，该书第一次出版时，被学界誉为“国内外最完整、系统的中国移民通史”；此书早已没有库存，该书主编葛剑雄说：“不断有读者向我们询问或催促，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重印。”
此次再版，吸纳了学界同仁提出的部分意见，改正了明显的错讹或遗漏，对全书涉及的今地名都按2020年的行政区划和地名作了校正，并重画了全部地图，增加了参考文献。
而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改动是，增加了整整一卷。原书第六卷是“清民国时期”，此次将第六卷改为“清时期”，增加了安介生、张根福、陈鹏飞三位作者新撰写的第七卷“清末至20世纪末”。
20世纪是中国移民历史上极不寻常的时段，20世纪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剧烈变化、备受磨难、重新走上崛起之路的历史。剧烈而复杂的社会变化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运动的特征。该卷对于20世纪所发生的历次重大移民运动，包括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东北移民运动，抗战时期的移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边疆建设移民、全国水库移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移民等，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与探究。
■ 兵连祸结 灾荒性移民在20世纪上半叶占很大比重
今天说到“移民”二字，我们常常联想到国籍、护照、边境等等。但是在学术界看来，那些跨国界移民，充其量只是移民的一小部分；完整来说，只要是具有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都是移民；其中规模巨大的，数量级常在百万以上；影响深远的，可以影响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乃至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移民活动中，灾荒性移民占了很大的比重。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而这一特点到20世纪达到了极致。若将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灾害列为巨灾的话，那么整个民国时期共发生这样的巨灾75次，其中10万人以上的18次，50万人以上的7次，100万人以上的4次，1000万人以上的1次；若按灾型分类，则旱灾（包括由旱灾引发的瘟疫）10次，水灾30次，瘟疫18次，地震7次，飓风5次，冷害2次，另有“水旱蝗雹”“水风虫旱”“水旱疫”等混合灾型3次。
同时，在20世纪前期，“人祸”更甚于“天灾”。战乱不断，兵匪横行，为求生存，人口大批流亡与迁移。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据学者统计，抗战期间西迁的难民人数高达6000万，绝大多数难民外迁以躲避战乱为主，既没有政府的整体规划与组织，也无明确的迁移目的地与政府合理的安置救助，迁移过程等同于逃难，极其艰苦而凄惨，由之带来的人口损失极为惨重。
如果把自然灾害与战乱等因素放到一边，那么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闯关东”。当清朝行将就木之时，实施了边疆全面放垦政策，1902年，清朝正式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关于开垦蒙地的奏请，“走西口”成为北方各省百姓光明正大的选择。1904年之后，东三省移民活动也进入了全面开放时期，仅进入东北三省的移民就达1344万人；至1912年，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超过了400万人。
一方面是政策安排，一方面关内农民逃荒，种种主客观条件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向东北地区的“移民狂潮”，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直到“九一八”事变，日军强制阻止中国汉族移民迁往东北地区，这一势头才被打断。与此同时，日本也提出了20年间向中国东北迁移日本农民500万人的计划。抗战胜利粉碎了日本人这一计划，迁居于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绝大多数也被分批迁回日本。
■ 建设新中国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困境中开始了国民经济与国防事业的建设。丰富的人力资源是现代中国发展的最大优势与最大资本，因此，有效调整劳动力资源，就成为经济建构与布局极为关键的一环。
为了新生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及文化生活的需要，北京地区人口剧增。从1950年至1960年，北京市人口增长数量达525.4万人；上海市承担了繁重的支援外省市经济建设的任务。仅从1950年至1957年，上海为支援其他省份建设迁出的人口就超过42万人，主要迁往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西北各地。
今天的东北为人口外流而苦恼，当时东北则是人口迁入的重要方向，在“一五计划”期间，黑龙江建成投产了13处矿井，“二五计划”期间，新建了鸡西矿务局方台矿、正阳矿、大通沟矿，鹤岗厂。伴随着煤矿的兴建，大批省外技术干部与工人及家眷、服务业人员陆续迁入。从1954年至1961年，双鸭山市增长36万人，鸡西市增长27万人。
**的搬迁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布局的重要内容。河北师范**于1956年由天津市迁至石家庄市，河北医**于1952年由天津迁往保定市，又于1958年迁至石家庄市，河北**于1970年由天津市迁至河北省保定市。据统计，在上述四所院校的转移过程中，随之而搬迁的人数及其家属达12000余人。
四川等西南地区作为“三线建设”工程的重点地区，从1965年至1971年，大批工厂、科研单位与大专院校迁入，其中随迁职工人数就达到40万。
此外，1968年至1976年，仅上海市就迁出了60余万名知识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