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的100年是中国移民通史的一个特殊时段。20世纪的移民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呈现出十分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反映出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剖析与研究这个世纪移民运动特征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对于中国移民通史的研究以及认识中国社会內在发展规律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20世纪;中国;移民运动;阶段性特征
【作者简介】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安介生,复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沪),2010.2.71—75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人口研究”(编号为06JJD84003)资助成果。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100年,是变化极为剧烈的100年。在这100年之中,中国先后经历了从专制帝制向共和制度的转变,又由共和制度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迈进,同时经历了地方军阀混战、漫长的国内战争与惨烈的抗日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革浩劫”、改革开放等等重大历史变故。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变迁紧密呼应,20世纪的移民运动呈现出十分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即每一个较长时段的人口迁移活动具有与前一时期迥然不同的特点。这种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是相当不寻常的,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在以往研究成果与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试图从宏观及总体上梳理及刻画出20世纪移民运动阶段性特征,审视与剖析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主导因素及社会历史背景,目的在于强调20世纪的移民运动在中国移民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与重要研究价值,以推动对于中国移民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前半期移民运动阶段性特征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社会经历的变迁与震荡古今罕见。封建王朝的最终崩溃、边地垦荒热潮的持续兴起、地方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国内战争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等等重大事变,都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境内人民的生存状况及人口的分布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事件。
一、清朝末年及民国初期的移民运动(1900至1930年):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清朝行将就木的时段,但是这个十年却是中国移民史上不可忽视的时期。随着边疆全面放垦政策的实施,清代移民史的发展奏出了一段颇具震撼力的尾声。学术界通常认为:自1902年清朝正式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关于开垦蒙地的奏请起,蒙地放垦工作“由暗转明”,禁垦蒙地的政策被迫放弃,“走西口”也成为北方各省百姓光明正大的选择。而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之后,东三省移民活动也进入了全面开放时期,“闯关东”的人们从此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如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准并刊布的《沿边招垦章程》五章二十四条为标志,不仅官府从被动承认进入了主动招徕,而且移民招垦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自此也有了法律保障。这无疑大大激发起各地民众北迁黑土地的热忱,也使得东三省户口数量在短短数年内激增。据研究者估计,清代后期北疆的放垦,仅东北三省招徕的移民及其后裔总数高达1344万人,其中奉天省500万人,吉林与黑龙江合计844万人[1]。而与此同时,向塞北蒙古地区的招垦政策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如据研究者估计,至1912年,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已超过了400万人[2]。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末鼓励移民实边的政策,推出一系列招垦及鼓励移民的法规条例,东三省地区依然是当时移民政务的重点,所制定的相关章程条例有:《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边荒承垦条例》、《黑龙江清丈兼招垦章程》、《吉林全省放荒规则》、《绥远清理地亩章程》、《辽宁移民垦荒大纲》、《奉天试办山荒章程》等。以张作霖、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政府进而提出了《移民与开发计划》,并为此设置了移民局及东北招垦委员,这些积极的招垦措施对于移民运动无疑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3]。
当然,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东北移民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于一部中国灾荒史(傅筑夫语),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38年的民国史,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频繁、最严重的一段灾荒史。”[4]与中国传统社会灾荒性移民运动相类似,残酷的自然灾害的侵袭与无法忍受的生存环境,最终迫使北方大批农民无奈逃离故土,将移民东北作为逃离灾难及开创新生活的希望,在这种状况下,移民东北实际上成为一种“逃荒之举”,如1930年出版的陈翰笙等人所著《难民的东北流亡》一书已开始对东北地区灾荒性移民进行系统研究。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将向外移民作为纾解民困的有效方法,积极支持与协助移民外迁。种种主客观条件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向东北地区的“移民的狂潮”,以至于《海关十年报告》(1921—1931)称之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5]。
可以说,从20世纪之初,直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中国境内发生的规模最大、且最有影响的移民运动,无疑是向东北地区的移民运动。移出区域主要是河北、山东、河南及山西等华北诸省,尤以山东、河北两省移出人口最为众多。其次便是向内蒙古及西北边疆地区的移民,这些移民以来自山西及陕西等省份的百姓居多。
二、抗日战争期间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口移徙与调整(1931至1949年):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以直接而野蛮的方式阻断了中国社会努力向前发展的脚步,也引发了一场在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涉及面极广的人口迁徙运动。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地区的移民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不仅众多有移民东北意愿的民众无法北上,而且出现大批逃难人口返迁回山海关以南地区的趋势。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侵略者首先进犯的目标。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在实际上引导了一场全国性的战略大转移。众多的沿海城乡居民、大批民族工业企业与高校随之西行,因而,在很短时间内,以重庆市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政治中心地带与人口高密集区。另据学者统计,除政府官员、学者及工商业者之外,抗战期间西迁的难民人数高达60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略弱[6]。作为难民输出大省,仅浙江一省外迁的难民总数就超过了518万人门。这不啻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绝大多数难民外迁以躲避战乱为主,既没有政府的整体规划与组织,也没有明确的迁移目的地与政府合理的安置救助,迁移过程等同于逃难,极其艰苦而凄惨,由此带来的人口损失极为惨痛。甚至在万般无奈之余,不少难民被迫在战乱之时选择返迁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