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保护主义、世纪疫情、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复杂作用下，全球经贸格局近几年来急剧变化。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美国对华挑动贸易摩擦和实施技术封杀等对中美双方以及相关利益方都造成损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认为，全球经济目前严重分化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产出减少7%。如果技术也脱钩，一些国家的经济产出损失可能达到8%至12%。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多份报告显示，加征关税导致美国消费者家庭实际收入每月损失约14亿美元。

美国加征关税导致双方巨大净福利损失，其间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但对美出口大幅减少而转移到欧盟、东盟等其他地区，这种转移带来国际贸易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再分配，美国并未从中受益。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本

问题在于，当前这批美国执政精英大概率不会因为加征关税等措施未达预期而改变态度，只可能会调整措施变着法地继续施压。目前来看，美国仍执念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转移”“脱钩”，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位置仍然保持上升和强化势头，供应链混乱某种程度上反而增强了中国的贸易地位。

当然，中国经贸增长也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乏力、外部需求加快收缩等负面因素影响下面临诸多挑战。美国裹挟着欧盟推进产业在岸、离岸甚至“友岸”分布，同时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等立法和行政措施，进一步对华强化高技术产业链围堵态势，也使我国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任务艰巨。

对我国而言，克服或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中美在经贸领域形成新的平衡而非任由美国对华肆意进行经济遏压，努力将经贸关系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关系导入稳定发展、共谋双赢和多赢的正常轨道。

当前中国正从几个方面塑造新的格局，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积极打造新的欧亚大陆商贸基础设施和节点；顺应全球化转型加强自身的区域制造和贸易网络中心地位；以扩大升级开放平衡贸易顺差、吸收多方资源，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坚定维护多边机制和自由贸易秩序，消解美国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贸易武器化的负面影响。

从长远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赢得国际大博弈主动的根本。美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约20％，中国为32%。美国以较小比例参与外循环，却收获相对较大影响。美国国债市场深度和广度远超其他国家，它只拿出国债市场的7%就吸纳其他国家巨额外汇储备，进而左右全世界的外汇投资分配。美国资源能源富足，页岩油气革命使其成为化石燃料净出口国。但它仍保留石油进口，在可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保持参与外循环，目的在于左右国际市场和优化国内供应结构。美国到处打贸易战，动辄经济金融制裁对手，靠的就是内循环占得牢，经济规模大，市场广而深，使其只需拿出国民经济较小比例参与外循环便具有影响国际市场的力量。

中国国情和资源条件与美国不同，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依存度更深，做大做强内循环同时利用好外循环更显重要。

重建平衡路虽远但大有可为

建交四十多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增量提质，但随着中国竞争力提升和全球经济地位显著变化，美国单边挑动经贸冲突，导致经贸领域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分歧点和摩擦点。2022年中美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约7600亿美元，虽然经贸关系从量上看仍在提升，但两国关系下滑势头并未出现明显扭转。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要使中美关系重回稳定，需要达成新的政治谅解，双方先能就地区秩序安排等形成一定共识，然后经贸关系才能在可预期环境下逐步恢复和深化。

但就当前现实情况来看，两国政治关系的恢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而在博弈甚至对峙阶段，我们或许可从以下方面着手重建中美经贸平衡局面：顺应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型，强化在周边的中心市场作用并成为周边“货币锚”。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型渐成趋势，也是破解美国“价值观贸易圈”的可选之路。

鉴于美国的全球性地位，区域化的强化对美国全球霸权客观上具有一定消解作用。美国构建北美自贸区比较顺利，但美墨加贸易区不能承担起支撑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重任。美国还需与欧洲、日本以及中国等达成全面贸易新安排。但美国国内反对贸易协定的民意甚高，中美欧以及日韩等经贸强国相互利益错综复杂，美国既无法与各方分别达成协议，也未能联合欧日一致与中国“脱钩”。美国提出所谓“志同道合者”重组供应链，将贸易政治化，但仅仅依靠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无法使欧日在经济上追随美国。而南南合作、金砖合作等发展中国家的新合纵连横，正在加速挑战美国的经贸主导地位，比如拉美提出建立南美货币联盟意味着美元地位进一步受到挑战。中国可顺应全球化转型，以地区为中心，在新基础上推动实现中美贸易走向新的平衡。（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