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学者撰文谈鲁迅为何痛恨汉字，提到鲁迅在文章中曾写过“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文章没有回答鲁迅痛恨汉字的原因，只是反对鲁迅先生的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分析回答这一问题，要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了解汉字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鲁迅先生那一代出洋的先辈，因目睹国内外巨大反差，而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危局痛心疾首，纷纷提出强国先要提高民智，普及教育。而当时通行繁体字，汉字表意不表音，写字离不开纸墨笔砚，普及起来很难。学堂里对汉字又很迷信，讲究“敬惜字纸”，一笔一画不容更改。不只是鲁迅，那一代新知识分子多对此深恶痛绝。1918年钱玄同提出：“废孔学，尤不可不废汉文；欲驱逐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又不可不先废汉文。”陈独秀的态度是“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表示“极赞成”陈独秀的意见。傅斯年反对吴稚晖用世界语替代汉字的主张，提出“汉字绝对应当用拼音字母替代，汉语绝对能用拼音字母表达”。蔡元培也曾主张采用拉丁字母。
我们要注意，国门初开时国外各学科著作、概念、术语的翻译还不多，汉语传播现代文明、科技新知的功能有待完善，还要借助外来语。这也是先驱们激烈主张“文字革命”的重要原因。
近百年前“文字革命”的主张，使汉字的改革、发展成为可能。同时更多前人为汉字、汉语的现代化作出了前赴后继的努力。“戊戌党人”王照冒着被清廷“奉旨严拿”的危险潜回国举办“官话字母义塾”，章太炎根据篆字创造注音字母。后来民国政府在赵元任等北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颁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又有旅苏中共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人创作发表《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这些基础上，新中国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使汉字的学习、使用便捷起来。
在汉字简化方面，清末就有学者提出“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80年前，作家巴金、学者陈望道带头提倡使用“手头字”，并铸出铅字。而实质上的汉字简化改革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改革开放后，幸有王选先生等专家研发了计算机汉字输入技术，使汉字跨过了信息化的门槛。
没有众多前人辛勤栽种，哪有我们晚生后辈如此惬意乘凉？在汉语、汉字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学习前人的责任感和治学态度。鲁迅先生“痛恨汉字”，但先生的文字、书法功力甚深。今人不反对汉字、母语，但是不求甚解，随意乱用的现象却很普遍，令人担忧。且不说错别字百出的电视字幕，就是一些主流的纸媒体也做得不够。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男士”。从字源上看，“士”是对男子的美称。后人在翻译礼貌用语时创出“女士”一词，以对应“先生”、“绅士”。称“男士”类似于“女姑娘”，是画蛇添足。这些乱象的根源是文化缺失，对我们母语的文化内涵、纯正性乃至生存发展危害很大。（陈宝泉）
(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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