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的真相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在一些地方，有被渲染的成分。无论对于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说，还是对于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而言，用工荒、招工难会不会扮演“双面神”的角色呢？
为了探求关于用工荒的更多答案，本报记者在春节期间对涉及7大行业的数百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及采访，自2月21日起本报连续推出“农民工就业：走到新的十字路口”系列报道。
农民工曾经廉价而源源不断，如今竟成了稀缺资源，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我国经济已经面临著名的刘易斯拐点？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发现， 用工荒、招工难的真相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我们不能以一个笼统的“用工荒”遮蔽复杂的现实。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劳动力要素价格由供求决定。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农民工就业市场已然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用工荒直接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意味着农民工可从中享受到工资的提升，以及保险、福利、培训待遇的改善。如果按照一些媒体所描述的用工荒的严重程度，那么，这种提升和改善应该是显著的。
遗憾的是，无论是对农民工的大量个案采访还是问卷分析，我们无法得出上述推论。事实上，近两年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部分农民工在求职时也拥有了一定的选择权，但用工荒、招工难带给农民工的实际好处仅此而已，他们对于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切身利益的诉求依然强烈。
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看，很多专家认为我国无法逃避刘易斯拐点的窘境。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简单解释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更终枯竭。
我们理解，刘易斯拐点应该是一个过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相比此前劳动力供给高峰时，农民工后备力量以每年600万人的速度递减，2021年以来共计减少了2000万人。由此看，我国经济正在面临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过程。根据目前依然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规模判断，眼下一些地方存在的用工荒、招工难不能排除结构性、季节性以及区域性的因素。
从劳动力需求方面看，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改变劳动力供求状况的主要原因。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时间，用工状况随时变化，出现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实属正常。但在一些地方，用工荒、招工难有被人为扩大或者渲染的成分，这是尤其值得关注的。
比如，采访中发现，有的地方的缺工数据有虚报成分。而虚报的动机很简单，希望政府减点税，多承担些员工培训、安全生产费用，多给些优惠政策等。即用工短缺似乎成了一些企业与政府博弈的砝码。据称，许多中小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的征收额度都与用工数量挂钩。现行税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一些企业虚报用工荒、夸大招工难的动机。
不少企业的招工难是由于不善待员工造成的，如不签订劳动合同、工资待遇不够吸引人、不够关爱员工等，这是企业自身的问题。可事实上，一旦出现招工难，许多地方政府似乎比企业还着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的GDP与企业的开工状况直接相关。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博弈筹码，企业也因此能轻易将招工难问题社会化。
古罗马城有个“双面神”。哲学家问：“你为什么有一个头两副面孔呢？”双面神回答：“因为这样才能一面查看‘过去’，以吸取教训，一面展望‘未来’，以给人憧憬。”无论对于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说，还是对于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而言，用工荒、招工难会不会扮演“双面神”的角色呢？
上世纪60年代，日本曾出现用工荒。产业工人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尽头，日本采取了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办法予以破解。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制衣厂、电子厂等传统加工企业同样面临招工难、利润空间下降等难题，那时，正好赶上内地改革开放，香港的加工产业纷纷内迁珠三角。
而今，贸易结构在全球化中调整。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在较长一段时间为企业在组装、加工环节带来了一定利益，但却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控制利益格局的创新优势。
期待用工荒可以演变成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助推器。毕竟，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不是单纯靠富裕的劳动人口、廉价的劳动力所支撑的。
（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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