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却感觉，新教室更自在。同学们都是外地来的孩子，说着五湖四海的方言，同样说不好的是英语。很快，他就找到一个死党，“小胖子”。“小胖子”是河北人，跟着“做卷帘门”的爸妈来到北京。他口才好，课间更爱给大家说笑话，一群同学常常被逗得前仰后合。
可四年级的春节刚过，“小胖子”突然不来上课了。高俊琪四处打听，才知道他已经跟着爸妈搬走了。
高俊琪自己离开通州的村子时，也跟“小胖子”一样，事先毫不知情。后来他跟着爸妈返回通州收拾余下的家当，一心盼着还能见到原来的三五个伙伴，没想到那些孩子也已经像自己一样，跟着父母漂到了别处。
过去7年里，高俊琪记不清由于房东加租或收回房子而搬了多少次家。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再也没离开咸宁侯村，他也无须像其他打工子弟那样，频繁地更换学校。
可在他一直就读的学校里，分离却从未间断。每个春节过后，班上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学离开，新的面孔一个接一个陆续到来。
“明年你还会来吗？”春节前，高俊琪总会记着问伙伴们一句。大多数孩子总是爽快地回答：“会来啊！”可实际上，答案并不由这些孩子来决定。春节期间，他们的父母回老家后常常有了新的打工计划，来年便带上他们移居别处。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离开。”高俊琪对我说着，语调慢了下来，眼睛一直看着远方，“那时候，就怕开学时见不到原来的朋友。”
实际上，不仅是学生，老师也不断来来往往。高俊琪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他一共换了7次班主任。“老师一换，感觉那课堂就陌生了，讲课的方式不一样，头几节课很多人听不懂，老师就问我们怎么讲课才能听懂。”
感觉孤单的时候，他就趁父母打电话回老家时，与堂弟聊几句。“来天安门玩吧。”他总是这样对堂弟说。一直在老家念书的堂弟通过网络看过许多天安门的照片，却一直没有到过北京。
“我走了之后，他认识了好多好朋友，现在还像以前那么快乐。”高俊琪的语调变得更慢了，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去7年里，他身边固定的朋友寥寥无几。与他一路同窗的，只有一个男孩，那是他在北京更好的朋友。今年6月中旬毕业后，同学们四散离开，这个更好的朋友也返回老家安徽阜阳打工了。
“原来朋友就特少，现在就更少了。”他说。
“那……你会不开心吗？”刚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还挺开心的。”他却突然孩子气地笑了，“我学会了如果没有朋友在我身边，我就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
高俊琪六年级的时候，京华希望学校接受南都基金会的捐助，改制为一所民办公助的公益学校，同时改名为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
什么是新公民？高俊琪至今记得，校长曾在校会上充满激情地解释学校的新名字：“这意味着以后不分外地人、本地人了，你们是这个城市新一代的公民。”
自考之后，高俊琪原校升读初一。不久，老师就告诉初一班级的“新公民”们，他们不能在北京升读高中和参加高考。老师还说，考虑到北京和外地在教材及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如果希望将来考上**，更好尽快回老家念初中。
班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讨论该如何选择。
“妈，我想回老家念初中。”在心里考虑了好几天后，高俊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爷爷奶奶要下地干活，回去谁管你？他们岁数也大了……”妈妈急着拒绝。
在母亲眼中，高俊琪还是那个“上房顶、爬墙头”的野小孩，“哪个孩子惹着他，他就跟谁打架，村里的孩子都怕他”。爷爷那时候曾语重深长地劝告：“这孩子你打小不管，长大了就是黑帮老大呀！”
高俊琪可不这样看自己。自考前，成绩名列前茅的他被老师推荐加入学校新成立的学生会纪律部。每逢早读、课间和午休，他就戴着写有“治安”二字的袖章到各个角落巡逻，和几个同学一块儿管理着学校9个年级的纪律。
不过，他从没跟母亲提起这些。即便后来初三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妈妈也只是从别人嘴里才知道这个消息。和许多同龄孩子一样，他嫌妈妈“磨叽”。
他14岁了，渐渐有了主见。到天安门玩，他不再跟着爸妈去，而是喜欢与同学结伴去。通常，他一大早就出发，在村子里的小吃店吃上一大顿早餐，再背上一些干粮作午饭，然后与同行的朋友在城里玩到傍晚才回来。
这一回，他试着为自己做一个更大的决定，没想到却被突然击退。他于是故意躲着妈妈，拒绝和她说话，还坚持“不给她炒菜”。往常，妈妈下班回家晚了，晚饭都由他负责。直到几天之后，做卸货工的爸爸休假回到家，母子间僵持的气氛才在一家三口的饭桌上得以缓和。
但高俊琪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想法。到了初二，眼看着班上陆续有同学返回老家，老师也不时提醒“晚了回去就跟不上了”，他更加坐立不安。
“妈，你让我回去上吧，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初二那年的春节前夕，高俊琪突然这么说。
听到这话，母亲愣了一下，突然感觉自己的儿子“像个大男人一样”。这个只念过小学自考级、基本不识字的女人并不是不知道，儿子口中的“前途”意味着什么。
原本在老家时，她根本“不把上学当回事儿”。但在北京呆久了，她渐渐也“梦想着”儿子能上个**。“你看人家考上**多好呀！”“人家上班多轻松啊！往办公室一坐，还不累。”她常常听工友这么议论，时间长了也受影响。
那年春节，高俊琪带上自己的书包回了老家。
可一到老家，父母又动摇了。老家的人说，这几年也有孩子从外地返乡读书，原本在外地学习挺好的，可在老家没父母管教，时间长了就学坏了，有些孩子甚至为了到网吧上网，“去偷，去抢，还打老师”。
“村里坏孩子太多了。”一个邻居这样分析，“而且你们这条件，要是他考上**，上得起吗？”这话说到了高俊琪父母的心坎里，他们猛然意识到，“自考上万块”的**学费，这个家实在难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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