囿于目前的高考制度，外地户籍学生在北京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根据2002年的统计，北京市基础教育阶段借读生共有16.80万人，其中小学占全市在校学生总数19.40%，普通初中为5.21%，普通高中为1.99%。本科
根据《北京高等教育未来的展望和预测》，到2021年，北京的整个高中毕业生人数将急剧下降到41513人，而2006年的历史更高点为9.30万人。这份预测称，按照现有的招生计划，到2021年，北京的招生计划将出现近2万人的剩余。
一方面是担心放开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会带来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承载力难题，一方面却是两地的高中教育已经出现“空心化”的问题。其实，仔细研读山东省有关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破冰的背景，同样是高中生源在大量减少。
北京市属的北京联合**，这所每年在北京招收8000多名高中毕业生的**，在无法扩大外地招生的前提下，开始研究《面对生源减少的严峻挑战与我们的对策分析》。而那些反对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人们，却还在维护已过剩的教育特权。
破局需顶层设计
在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改革难以破局的原因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称，根源就在于1977年之后的“国家主义”的教育观。他解释说，理想的招考应是考生与高校的直接对接，而非现在需要有资质门招生办的中间环节。
北京**教授张千帆，是去年联名上书总理呼吁取消有关“学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和招生”规定的15位公民之一，他称中央要有统一的方案，可以给地方自主权空间，但空间不能太大，尤其是时间方面。“改革必须到位，否则会出现新的歧视。”
张千帆等人有一个相关的课题研究小组，这两年一直在调研有关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问题。2011年10月29日公布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就有张千帆等人的指导。张千帆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个方案只是个权宜之计的应急方案。
事实上，有关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改革建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多次的相关研讨会均未能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但不以户籍而以“学籍地”作为参加高考的原则达成了共识。中央民族**法**教授熊文钊呼吁，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熊文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袁贵仁所称的有条件的解决，实则是在还清旧账。因为在北京，外地户籍的学生已经可以读初中，但因为不能在北京高考，高中阶段的学籍不被承认，需回原籍地。“这种连续性如何解决？”他建议，有资质的统一方案需要有公众的参与，要有多方声音，不能关起门来做方案做调研。
有资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改研究室副主任王烽一直在参与高考制度改革。他曾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有资质很赞成改革，而地方政府在利用户籍手段回避问题。“但是，如何影响了本地考生的权益，地方政府并没有给出相关的调研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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