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比例在该校2009～2021年的就业率统计中也能看到，连续两年，该校研究生签约人数占总数的66.99%、68.95%，而本科生的签约人数仅占总数的43.10%和37.69%。
在李长安看来，考研升学已成为当下本科生毕业后的重要“出路”，乃至造就了本科生较高的就业率，人们对此并非不了解，而一旦谈及具体的就业率时，更多地只看整体，却很少细究其中工作签约的比率。
杨东平还提到一点：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学科就业情况差别相当大。一些重点高校，尤其是“985”、“211”高校的研究生，其培养质量相对较高，就业问题并不突出，但是在宏观统计中，由于地方院校“占大头”，可能会拉了整个研究生就业率的后腿，毕竟，地方院校在研究生培养质量上相对较差，结构性的问题可能更突出。
对比就业率时，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细节。比如人们看到的多是初次就业率，即截至毕业生毕业当年8月份的就业情况。而在李长安看来，研究生就业相对本科生需要更长的“蛰伏”期，因此在初次就业率上并不占优势。另有分析表明，博士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相对较低，这也拖了整个研究生就业率的后腿。
就业率低成学历“贬值”发泄途径
尽管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注水”早已不是新闻，社会并不相信就业率的统计数字，但“研究生就业率不如本科生”的消息还是被大肆传播，其背后暴露出研究生培养的问题值得深思。
尽管杨东平不愿将就业率与学生的培养质量联系在一起，也很难看到其中有哪些深层次的因果关系，但他依然相信，当下的研究生培养出现了大问题，以至对其就业率的解读都要成为学历“贬值”的发泄途径。正如不少网友评论所言：研究生教育已经“掺了水”。有资质门在对**本科扩招踩刹车的同时，又摊大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饼”；而当前**教育质量下滑，形成了“一届不如一届”的贬值链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研究生的扩招，并不是从研究生本身的教育规律出发考虑，而是在一味地追求办学规模、办学政绩和现实利益，使我国的研究生教育30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一个重要的佐证是——
国务院学位办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历的**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我们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
熊丙奇告诉记者，按照这种思路发展下去，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研究生就业前景不佳的情况还将进一步恶化。
在一家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讨论会上，科研人员在讨论起人才培养和人事晋升制度时，纷纷抱怨近几年学历贬值现象。他们认为，当前国内多数单位通过多种计划和名目来聘请国外留学人才，这不仅加速了国内高学历人才的贬值，对国内人才培养整体路线也是一种冲击。甚至有科研人员在博客中以“要想念博士，就去国外念”为题发文，并在文章结尾写出了另一个担忧，“如果国内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再无统一规划，恐怕海归急速贬值的时代也要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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