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润

       据媒体报道，北京某基层法院39岁的法官张伟毅然主动辞职。“39岁，我等不了了。我16年里没有达到在这个职业里应该达到的职级、收入与尊严。我没有另一个青春洋溢的十年用来试水。”在他做决定前后，该法院又有两名年轻法官选择离开。这一报道，让法官辞职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

       近年来，各地法官离职的报道屡见报端，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辞职的原因也不外乎以下几种：首先是工作压力大，一线办案法官加班加点成常态，在一些大中城市，人均年结案数在400件以上是很正常的数据。

       二是晋升空间小，法官的级别和行政级别挂钩，领导岗位毕竟有限，非领导岗位待遇级别也需要苦等地方分配指标，这不取决于法院，更不是法官好好表现就能得到的。

       在待遇方面，法官的能力及投入与所获得收入离法律市场有着较大差距。以北京为例，年轻法官一般都具备名校研究生以上学历，具备司法资格证，还需通过公务员考试、预备法官考试。老法官虽然在文凭上并无优势，但是他们拥有的多年司法实践经验，并非常人所能具备。法官群体是优中选优而来，并无夸大之辞。这些法官投入到自由竞争的法律人才市场，收入都将翻倍。

       而法官辞职更深刻的理由就是得不到应有尊重，难以实现社会预期。近年来，我国对法官的定位之一在于化解纠纷、解决矛盾。可根据法律作出判断容易，化解矛盾相对困难。大量通过社会其他机制没有解决的问题涌入法院，所有人都期盼法官予以解决，这成了法院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各方又开始转移矛盾，认为法院、法官不作为，大量缠诉缠访的当事人推崇“信访不信法”，随意对法官进行攻击污蔑，殴打、谩骂、恐吓的事情比比皆是。

       而选择离开的往往是年富力强、有本领、有冲劲的骨干法官。这就难以实现法官的职业生涯可持续成长，更难以保障法院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法院为市场免费培养人才的尴尬局面。

       更高人民法院近日向社会公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等举措，成为了法官增加收入、职级、荣誉感的风向标。

       但笔者以为，要留住法院下大力气培养出来的法律精英，甚至从自由市场吸收到法律人才，并不是简单地“加减法”、“增收减负”所能实现，还需要重新审视社会对法官与法院的定位，让法官职业有所质变。

       也许我国确实有具体国情，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国家对法院、法官社会职能定位，但是，是否能化解矛盾只能成为法院的衍生功能，并不能成为评价法院和法官的更主要标准。

       毕竟，纠纷能不能真正化解，并不是仅靠司法权就能实现，司法主体应当考虑社情民意，如果能够通过公正判断、法律引导让当事人对权益进行合理判断，并自觉服从法律结果，自然善莫大焉。

       但是，须注意到，纠纷和矛盾通常来自于因社会资源有限所产生对各类资源的纷争，法院本身并不是各类资源的创造主体，并没有把“蛋糕”做大，以供所有主体都能享有到所需资源的能力。

       因此，法院更主要的职能应在于作出司法判断，依据现行法为争议定纷，让资源归属遵循法律规则，并通过充分地司法公开、释法明理，尽更大可能让各方感受到司法公正，至于能不能更终止争，甚至实现所谓“胜败皆服”，只能追求，不能强求。

       对于法官也是如此，他只有义务适用法律裁决案件，并且更大可能地公开心证和理由，获取公众认可。至于是否能“息诉罢访”，并不是他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当下，至少也需要法院成立独立的其他职能部门来解决、协调这些法律之外的问题。而不能再将法官推到为当事人绞尽脑汁去创造新资源、谋求有限资源以解决矛盾的尴尬境地。

       可见，在本轮司法改革中，要实现法官和法院的可持续发展，还须加减乘除齐上阵，用各种运算方式，让法官真正获得应有的社会定位、社会认可以及与法律市场相接近的收入。否则，法院只能沦为法律人才前往法律自由市场的跳板，毕竟法院有充分的案源可供新人“练手”，当其羽翼丰满后，就将“下海”投入市场怀抱。

       (作者系北京基层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