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沙特与伊朗在北京对话中达成复交决定，打开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新道路。事件迅速激发美国一些政客、媒体甚至学者拾起“大国竞争”的透镜，评估北京对话对美国中东外交的影响，质疑中国参与斡旋的动机，反思美国外交决策者犯下的“错误”。
事实上，由于本世纪以来美国外交成就减少而失利增多，特别是随着“特朗普主义”的流行、阿富汗撤军的溃败、乌克兰危机的延宕以及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停滞等，很多美国人早已开始对美国外交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提出质疑，包括联盟的价值、民主的促进、自由贸易的好处、多边合作的意义等。越来越多声音哀叹美国外交“几乎一事无成”、“美国不再是国际事务的唯一仲裁者”“后美国世界来临”，并把这归咎于决策者的政策不明智、资源不充足、美国选民不配合、盟友不称职乃至他国的崛起等一系列因素。但这样的反思聚焦战术问题，重在向外部甩锅，严重缺乏自省，使美国一次又一次错过吸取教训并调整改变的机会。
问题主要出在美国推行单极霸权主义的“十字军冲动”上，美国外交的影响力在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被显著削弱。
一是封闭的群体思维。冷战结束以来，相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大行其道、新保守主义派在小布什时期登峰造极，从奥巴马、特朗普到拜登时期，这两大思想流派都饱受批评、有所式微。在从左翼到右翼的各种观点中，白宫日益青睐外交政策“小集团”，组建“志同道合者”团队，表面上是增强凝聚力，实际上却造成令人震惊的群体思维，凸显“美国的思考在减少”的事实。外交政策精英从群体思维出发，形成诸多习惯性的错觉，如美国无论怎样都将保持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外政策自然地契合世界其他国家诉求，不承认多极世界已经呼啸而至，担忧中国取代美国。拜登政府还有一个思路，即认为世界由“民主国家”和“旨在削弱民主国家的”威权者组成，只有美国能够领导“民主联盟”取得胜利。决策者投入群体思维的狂欢中，自欺欺人，压根看不到事实并非如此的证据。
二是僵化的外交机制。2020年9月兰德公司发布报告称，“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及职业联邦官僚机构要为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反应迟缓负责。”2021年10月，布林肯宣布对美国外交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主要举措，包括提升能力、鼓励创新、留住人才等。然而，改革并没有触及美国国务院职业规则弱化、“地皮之争”上升、文官监督被削弱、人才招募空缺等深层次问题。更难以改变总统用人的金钱化、政治化倾向。在当今世界主要大国中，只有美国在“出售”大使职位，严重影响公共决策质量。特朗普时期，根据竞选贡献等所做的政治任命达到45%，远远高于以往30%的水平。在拜登执政进入第三年之际，美国仍缺少近40名驻外大使，包括驻巴西、印度、意大利、沙特等国家的大使职位，清晰暴露出美国政治体制运转不良的信息。
三是愈演愈烈的外交“武器化”。美国外交秉持零和思维，一贯具有扩张性和对抗性。从“门罗主义”“海权论”“门户开放”“威慑理论”“遏制战略”“先发制人”到“大国竞争”等思想和主张可以看出，美国精于使用最后通牒、制裁、封锁、武力威胁、动武甚至政权变更等手段来处理问题，其外交史就是“一部敌对强国关系的历史”。然而，在多极时代，美国使用胁迫外交、制裁外交对自身产生巨大反噬。例如，乌克兰危机后，美国把美元作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货币来惩罚敌人的武器，引发世界多国采取措施减少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美国强化在半导体领域的出口管制措施，遇到来自半导体供应链领域其他环节的反弹。相关举措若用力过猛会导致无人追随，短期内美国难以达到目的，长期则进一步伤及自身经济领导力。
四是政治极化的外溢。美国的国内政治越来越不允许它在国际多边体系中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第一，政治僵局持续，贫富差距拉大，种族矛盾恶化，枪支暴力频发，阿片类药物泛滥等，在很多人看来，美国社会治理、保护人权、改善民生、“以榜样为力量”的能力存疑，其领导力的权威自然下降。第二，政治不再“止于水边”，党争溢出到对外政策之中。国会对约束总统外交权力的兴趣越来越大，近年来多次尝试限制总统对核武器的使用权、限制政府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的权力、要求结束美国对沙特在也门战争中的支持等。党派利益、部门利益、资本利益稀释了政府对外政策的有效性。第三，两党轮流执政，执政理念急速转向，外交政策缺乏连贯性和可靠性。一个反复无常的美国在兑现对盟友保护、对敌威慑和对多边谈判的承诺等方面的可信度急剧下降。
对美国而言，每一个不愿克制的诱惑，都成了难以避免的陷阱。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世界的主要矛盾已演变为如何解决严峻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和全球治理体系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然而，美国沉醉于霸权之梦不愿醒来，固守着地缘政治思维，虚构着“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为整个世界代言，无视国际格局多极化现实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发展、债务、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的关切和诉求，凸显了美国与时代错位、与世界脱节、退回丛林、拒绝未来的自我认知和定位。基于此，美国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说服”别国去做困难的选择和牺牲来支持美国的私利了。（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