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万建辉）更近3年，我国高校学术、招生、基建、就业、后勤等领域“负面事件”层出不穷，网络传播了百余起高校负面事件信息。信息管理**教授沈阳以“高校负面信息传播”为题，进行数月专题研究，昨日公布阶段性研究成果。
沈阳利用自己开发的文本挖掘系统软件采集网络数据，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提出负面信息传播的十多项影响因素，对这些影响因素的权重进行测算，更终给出建议。
据介绍，高校负面信息是指对高校的形象和品牌带来不良效果的各类信息；对于公众而言，负面信息的充分披露，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舆论监督手段。沈阳重点研究了高校负面信息是如何萌发、扩散和进一步传播的，目的是研究负面信息的传播规律，探讨网民心态，促进相关单位实际工作态度和应对措施转变。
研究结果称，高校负面信息可分为4类：行政类、学术类、社会类、生活类。行政类负面信息涉及校领导或贪腐事件；学术类负面信息是学术层面的负面信息，如剽窃等；社会类负面信息是高校成员发生的社会化的负面信息的统称，如学生跳楼；生活类负面信息是涉及高校后勤保障的负面新闻，如食堂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等。
结果显示，行政类新闻（招生、腐败）、社会类新闻（死亡、骗局）在互联网中数量更多、分布更广。这两类负面新闻是网友的兴趣点，它们的传播源动力更大。公众对这两类负面新闻细分话题的关注度从高到低为：公权力私用、和学生有关的暴力拆迁、挑战道德底线、教育腐败。
沈阳说，该研究显示，不同类型高校的负面新闻各有侧重。本科院校关于“教授、招生、研究、论文、校长、腐败”的负面新闻更多，专科院校关于“欺骗、死亡、骗局”的负面信息更多。这表明层级高的高校负面信息传播敏感点是学术类和行政类负面信息，层级低的高校负面信息传播敏感点是社会类负面信息。
从地域分布上看，网络上现有的高校负面信息中，上海、北京、广州等中心城市的高校负面信息传播得更多、更广。沈阳分析，中心城市高校负面信息多，主要与这些地方的高校集中度和媒体发达程度高于其他地区有关。
此外，在某负面信息产生的一段时间内各种负面新闻较多，高校负面信息被忽略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在某些时候恰恰相反。由于负面信息有“连带效应”，若该负面信息与当时传播更火的负面新闻有关联，其快速传播的几率更大。
高校负面信息的传播在时间上还受政府与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若在某一特定社会大环境下，媒体议程设置正面新闻为主，高校负面新闻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会受到影响。沈阳举例说，2021年就是高校负面信息传播比较缺失的自考。北京奥运会的积极大环境，使得媒体对于高校负面信息的关注度降低。
获负面信息后公众“再生产”
本报讯（记者万建辉）沈阳说，公众获得负面信息后，会出现“再生产”行为；这种传播是对负面信息的补充或升级，极大地扩大了负面信息的影响力。
公众“再生产”的方式包括创造流行词句、制作戏谑MV、发起人肉搜索、评论、爆料等。
公众获取负面信息后往往有再传播的行为，如人际传播、转载等。通过公众再传播，信息获得更强的传播力度。公众的再传播也存在不亚于媒体传播的威力。
负面信息被报道的持续时间越长，覆盖的读者面越广，更易引起读者关注，这本身就是一种快速传播的表现。而在公众关注的驱使下，后续新闻的传播速度也就越快。因此，负面信息的播出持续时间，是其传播过程重要影响因子之一。
挂在门户网站首页的负面信息传播速度、广度，是被挂在二级页面的信息的传播速度、广度所不能比拟的。位置越显眼，传播速度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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