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计划，朱镕基总理在结束访美后要去加拿大，我建议克林顿总统在朱总理离开美国前往加拿大之际与朱镕基总理通电话。克林顿总统向朱镕基总理提议，将派巴尔舍夫斯基到加拿大与中方继续谈判并签署协议。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朱镕基总理回国后至少可以说是在他出国访问期间签署了中美双边协议，而不是空手而归。但是朱镕基总理不准备这样做。因此当总统提议派人去加拿大时朱总理说“不必了”。朱总理就这样回到了北京。
《21世纪》：我记得朱镕基总理说过，不能你们想签就签，不想签就不签的话。
李侃如：他感到非常生气，他也有理由生气，我知道当朱镕基总理回到北京后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接下来我认为是中方犯了个错误，在朱镕基总理回国后的第二天，我们的代表团到了北京，我和巴尔舍夫斯基都是代表团成员，希望继续谈判并完成签署协议。我记得当时日本谈判代表团也在北京与中方就中日双边协议谈判。中方很明显地不想与我们有任何进展性谈判，那不是认真的谈判而是搪塞我们。因此这次的谈判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就离开了中国。
我们当时预想，估计过一个月我们可以再次进行接触，怎么也得让朱镕基总理挽回一些面子。但是就在我们要再次前往中国的前夕，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毁了我们之前的所有计划。我们一直等到8月份，当时没有巴尔舍夫斯基，是我和萨默斯等人在太原见到了朱镕基总理，一起吃了个很长时间的午餐，那时决定了下一步如何将双边谈判再次纳入正轨的议题。所以说我们曾错失良机。
《21世纪》：也就是说克林顿总统犯了一个错误？
李侃如：从决策的程序上来说，到了更后决策圈子非常小，也非常私人化。由于总统主要的顾问之间意见不一致，而且冲突很尖锐。有人反对，有人想从平衡的角度出发走中间路线，延迟签署协议的时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是错误的判断。也就是说总统想签，但是鲁宾、萨默斯和斯珀林向总统建议说如果在朱镕基总理访问华盛顿期间签署将犯一个重大的错误。
《21世纪》：白宫网站上的协议草案是谁决定放上去的？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侃如：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感到非常地愤怒。首先，没有人事先征求过白宫工作人员的意见。巴尔舍夫斯基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21世纪》：她说是她放上去的，但是决定是谁做的呢？
李侃如：之前她可从来没有承认过这点。
《21世纪》：她说她很后悔没有事先跟朱镕基总理打招呼。
李侃如：事实上她也没有告诉克林顿总统她准备那么办，也没有跟我说过。我当时猜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巴尔舍夫斯基，另一个是现任财政部副部长莱尔·布雷纳德，她负责国际事务。当时布雷纳德在斯珀林手下工作，是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手。我想肯定是她们两人之一，具体是谁不确定，我当时就很怀疑是巴尔舍夫斯基。我想她当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商界赢得支持，更终完成签署协议。她可能认为赢得支持的途径就是在白宫网站上公布草案，她是有权在网站上发布信息的。
这又关系到另外一件事，为了在朱总理访问期间双方取得一些成果，在朱总理离开前的一天晚上，我和龙永图、吴仪就双边《农业协议》进行谈判。我们整整谈了一个晚上，一直到凌晨5点40达成协议。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时朱总理是定在7点半离开，我们在早上6点半举行的签字仪式。
开始谈的时候首先是和龙永图谈，没有达成协议。凌晨2点或3点半左右，吴仪女士来到谈判室，她开门见山提出了白宫网站公布协议草案的事情，谈判是在白宫街对面的总统国宾馆布莱尔国宾馆内举行的。当吴仪提到这件事情后，我说，我可以代表克林顿总统表态，这是一次未经授权的消息发布，未经总统批准，我们已经开始了内部调查，找出是谁干的，无论是谁，一经发现将严惩不贷。吴仪女士坐在那里想了有一分钟说：好吧。于是继续谈判。我知道，她需要听到我们这方的一个态度，这样才能继续往下谈，而我讲这番话的时候是真诚的。我当时坐在巴尔舍夫斯基的边上，她是主谈，我在场主要是代表白宫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巴尔舍夫斯基此刻什么都没说。你刚刚的解释说明她为什么沉默不语。
《21世纪》：从朱镕基总理这次访美事件中，如果从决策的角度看，请您评述一下美国决策程序的优势与劣势。
李侃如：优势在于当我们更终签订协议的时候，我们已经获得了国会和美国公众(指的是相关的商业群体等)的强有力的支持。因此，签署协议对大家来讲已不是意外。而劣势就是在征求各方支持的过程中，事情的进展就慢了下来，这就让利益群体有机会游说，进而改变我们的谈判立场。
《21世纪》：从您的角度看，与中国的决策过程不同点在什么地方？
李侃如：决策程序是一个高度整合的过程，与中国的程序区别很大。比如说，中国受入世影响较大的部委的部长级的高层官员们，他们在协议签署的时候对协议的内容并不了解，这就需要尽快让他们了解这些内容，而我们这部分熟悉的工作是得先做。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将在协议签署后再来学习了解协议内容。因此我认为这是中方的一个战略决策，利用这个协议来进行一些强制性的改变。因为这个协议不是一个深入的征询意见后的结果，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按照正常的决策程序经各方传阅研究，但是有些问题显然不是的。有人告诉我，协议文件在签署前还没有翻译成中文。这更说明了做关键问题决定的决策圈子是多么的小。
我们决策程序的优势很明显就是在签署协议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协议的内容能够得到执行，至少你知道还需要得到哪些支持。劣势就是，比如在朱镕基总理到访时，有些人了解了协议的内容，觉得不满意，认为还不够，因此能够游说并阻止我们签署协议。其次，在我们准备好可以签署协议的时候总统对这个协议已经非常熟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总统争取通过给予中国PNTR的阻力不是来自于共和党，而是民主党内部。相对于共和党而言，民主党更加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国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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