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信息产业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合适的人选应该是吴基传部长。但是吴基传部长没有同意接受采访，他说，所有的谈判都是时任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彩参加的，吴部长推荐我去采访刘彩。
从1993年开始搞电信报道，认识刘彩算起来快20年了。九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电信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邮电部的干部们也都给人留下不俗的表现，吴基传、朱高峰、徐善衍、周寰、还有刘彩。2002年到了退休年龄的刘彩转任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中国加入WTO谈判组，刘彩是电信产业的谈判专家，只要是电信谈判他就是主谈，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电信谈判实际上是留到更后的两个关键问题之一，更新出版的《朱镕基谈话实录》披露，当时为了一个百分点差点谈不成。
但是10年后的今天，刘彩首次向媒体公开了信息产业部是如何同意向外国公司开放电信服务业的投资市场，允许他们从占有25%的股权提高到49%的内幕：一贯坚持25%的吴基传部长无条件地服从了国务院朱容基总理的决定。
刘彩给我们更重要的信息是，电信业开放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美国为了一份百分点与我们打得不可开交，到头来的结果是达成协议以后，美国自己因为电信政策的严重失误--过渡扩张和过渡竞争，出现了信息产业扩张引起的IT泡沫，由电信危机引发了互联网的危机，更后导致金融危机。身处三大危机的美国自顾不暇。更后的事实是：美国没有钱来不起了，因为不能控股也不愿意来了，更关键一条是根本就不敢来了，因为基础电信业在美国是较弱的行业，美国公司知道很难与中国国有公司竞争。
是不是有些戏剧的味道？
采访刘彩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是电信专家，加上已经退休，所以他的谈话可以说是直来直去，即没有左顾右盼，也没有什么顾忌。当他说到只有在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后“才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之前不过是谈谈拉到，根本就没有想进去。是不是有点惊人？
基础电信谈判：从25%的股权到49%的股权
《21世纪》：电信谈判涉及到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股权的问题，您能介绍大致的情况吗？
刘彩：到了1998、1999年的时候，因为两国高层做了决策，加快了谈判的进度。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江主席以及朱镕基总理亲自做决定，他们用电话以及写信的方式交流。到了这个时候，电信开放到什么程度才进入认真的评估，因为过去是不开放的，所以也没有认真考虑。基本上派我去谈判就是打发了他们就行了。
《21世纪》：有趣的问题，之前没有摆开真正谈的架势吗？
刘彩：在朱镕基总理介入以前，都是在应付，没有准备真正的加入。因为之前美国人要价也很高，包括前面的复关谈判，美国人的要价跟我们的具体情况相差很远，不具备认真谈的条件。一直到朱镕基当总理的那一届政府，加快了国内的改革，为加入WTO在做准备，现后有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改革等实质性的进展，为我们融入国际社会创造了条件。应该说此前根本不具备加入WTO起码的条件，只有中国的改革到了一定程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时，才能比较认真的谈条件。之前是大家各说一通，之后就走人。
《21世纪》： 您是说，到了朱镕基总理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才进入实质性的谈判？
刘彩：准确地说，是从1999年才认真评估这件事情。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开放都要往前再走一步。那个时候，吴基传同志开始提出来开放25%，25%是什么含义？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中国电信在香港上市就有25%，再往下谈就没门了。
《21世纪》：您能谈谈25%限制的理由吗？
刘彩：关于25%的理由，首先是国家安全；第二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资源搞建设，如果过早地引入竞争，会限制社会对电信行业的投入。基础电信在建设初期时是国家、各级地方政府用各种办法投入，包括地方政府无偿提供的房屋，无偿的把更好的地块划给我们，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仅把房子建成。并购置了程控交换机。如果变成企业后，政府就不能这样做了。如果给中资企业这么做，不给外资企业做，就变成不平等了。在还没有满足市场需求的条件下，需要组织调动全国的资源来加快网络的建设。
《21世纪》：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人说清楚，你们所说的25%的开放比例，是否包括香港上市公司？
刘彩：当然包括了。25%的比例到了谈判高潮，特别是朱镕基总理要出访美国前夕，美国提出一定要有突破，外经贸部也希望有点成果。因为美国人一直把电信看作重点之一来谈，他们更开始提出经营权的比例是占到2/3，也就是66.7%的绝对控股经营权。后来谈了一段时间以后，美国人觉得是不可能的，就退到51%。在这个时候，国内的不同部门之间有不同意见，吴基传同志说“25%（控股权）不能动”，其他几个部长则劝说，看看是不是能考虑到51%？
《21世纪》：其他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参与电信谈判的事情？
刘彩：谈判领导小组包括外经贸部、发改委等综合部门。还有几位部长认为可以放宽一些，比如可以放宽到49%。当时朱镕基总理还没有做出决定，因为朱总理认为，主管部长说了25%就按照25%来谈，更后看来，综合部门的意见是49%，信息产业部一家是顶不住的。
朱总理访问美国前夕，他曾让石广生同志问一问吴基传部长，大致的意思是：咱们答应他们基础电信49%怎么样？这个话是让我传给吴基传的，吴基传说：总理让我说，我能说不行吗？他也知道总理希望达成这个协议。吴基传对我说：这样吧，别（上门）去告诉他们（指外经贸部），也不给他们写材料；你叫他们来（信息产业部），由你去跟他们口头说一声。当时外经贸部派来的人是现任中国WTO大使易小准，那时他是条法司的副司长。是我给易小准打的电话，我也不能说吴部长不让我去。我对易小准说：吴部长认真地考虑了朱总理的意见，同意按照49%来谈，信息产业部尊重国务院的意见。后来朱镕基总理在美国谈的就是49%。
《21世纪》：吴部长当时是心甘情愿的吗？
刘彩：说真的，当时谁也拿不准。
《21世纪》：“拿不准”怎么讲？
刘彩：拿不准就是觉得没有把握，如果美国占了49%以后会是怎么样。因为只占25%的少数股东是基本不能参加管理的，基本还是我们说了算，至少是中国人说了算，国有股说了算，共产党说了算。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替吴部长想一下，如果有50%股份的外资电信公司进入，我们该怎么管理？当时确实拿不准。从那以后，美国人实际上对49%股份实际上是认可了，虽然他们还不断地提到要扩大股份，但是并不是非常坚持。常常是他们一提我们就反对，他们也就不再坚持了，49%大体上也就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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