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和新的管理方式,我们需要一些新东西进。可惜,他们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来,也是因为互联网泡沫所致。
《21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IT泡沫破灭,据经济学家估算,美国资本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
刘彩:谈判时叫互联网相关服务,并纳入增值电信的范畴。事实上,他们所谈的增值电信的内容都在互联网上,正好互联网泡沫破裂,搞互联网的公司都自顾不暇。虽然来了一些,也是通过不同的投资渠道,只占有50%的股份,这些投资有一些是合法的,很多是半合法的,表面上看是外资,实际上是假洋鬼子,从总体上讲,增值电信还没有太多的外资进来。加入WTO之后,我们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原来该怎么发展还怎么发展,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21世纪》:假设说当初利大于弊是模糊的判断,10年以后证明已经是很清晰的了。
刘彩:2002年年初,吴部长给省部长WTO学习班做过一个报告,介绍我们答应了些什么,哪些没有答应,保住什么了,以及加入以后可能面临什么情况,风险有多大等等。那个时候用的就是“利大于弊”。参加谈判的各方代表都去了,给我一个头衔叫辅导员,给省部长们解答问题。
回溯入世谈判的往事
《21世纪》: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动机,朱镕基总理讲到以开放倒逼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初衷。比如电信行业的改革,如果没有面临加入WTO的挑战,还会有后来的电信业重组吗?
刘彩:我认为电信业重组主要是内因而不是外因,因为当时电信业发展到了那个阶段,引入竞争是必然的选择,加入WTO会改革,不加入WTO也会改革。这样说吧,加入WTO这把剑悬在那儿,对于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当时的想法是,先要在国内引入竞争机制,以取得市场的经验和管理的经验,以防当外国企业进来时,我们不会束手无策。这是一方面,但主要的还是内因。
《21世纪》:您参加过多次谈判,以中美谈判为例,您对美国的谈判代表有什么评价?还有双边的谈判体制问题。
刘彩:从个人的水平来讲未必有多么高,他们是职业律师,而不是行业的专家,而我们参加谈判的都是各个行业的专家。所以真正讲起道理来,美国人讲不过我们。但是他们有任务,以大国的架势逼你开放,但一讲起道理,他们就不那么硬气了。
关于体制问题,克林顿上台后,之前与我们谈判的肯特班子的人就全都走了,换上巴尔斯夫斯基,到更后小布什上台,又换了佐利克。美国两党换来换去,谈判的人也是换来换去。换人以后,美国跟我们谈判的人更没有经验了,相比之下,我们一直干了这么久了,当然熟悉情况了。
《21世纪》:我问您几个电信谈判以外的问题。中国加入WTO,从决策角度看,您认为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决策?
刘彩:我认为这是高层的政治决策。
《21世纪》:朱镕基访美没有签定协议,对于朱总理是一件难堪的事情吗?
刘彩:我倒不认为。因为那个协议要在那个时候签了倒感觉草率了,访问美国那次应该还是一个谈的过程,如果签了的话倒觉得很突然。这么大的事情,要把条文一个一个地敲定,工作层面的程序都还没有进行完,如果高层就自己定了是不可能的,那样,这个领导也太霸道了,所以我不认为在美国签字就是好的。增值电信50对50是签协议更后一天谈出来的。
《21世纪》:您听说过有人议论关于“卖国贼”的说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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